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挺喜欢看自传体文章的，第一人称的“我”形式给人的代入感很重，就像当时翻到《许倬云访谈录》第一页开始一样，从“抗战岁月我的父亲”开始，再到无锡的辅仁中学、东林书院，以及之后的留学匹兹堡、回台湾任教等等的经历，一幕幕的叙述就这样跃然纸上。
加重熟悉感的主要有两点，一，我的家乡也是无锡，从许倬云口中叙述的无锡的政商历史、教育文化，给我打开了另一个无锡的历史视角；二，大学时期，我曾花费两年时间参与抗战老兵的口述史，对讲述历史这件事有股凝视的敬意。
我们要如何读历史？
许倬云没有专门讲历史，但他讲到汪精卫、蒋经国以及更多历史上的名人，评价和正史都出入挺大，却很真实和在理。
他说，老实讲，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，他可能以为可以替国家留一些余地，争取一些时间。汪精卫苦心，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，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。而对于蒋经国，他说，我佩服蒋经国。这个人在苏俄的管辖之下，读了苏俄的许多书，对苏俄的虚虚实实很清楚。但是，他是托派，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，托派主张世界革命，也还保存了几分真正左派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。
“这是一位有弹性的人物。”
结合历史的上下文，就会有对这些话有一种深深的感触，原来这个历史人物A和那个历史人物B之间有这样的交叉，A推动的历史车轮也许碾压了B，但却造就了C。每一个人都不是扁平的。也许，每个人都是有弹性的。
另一方面，从一种历史的上帝视角看，做出评价比较简单，但如果真正把每个单元隔开来，很可能就像某脱口秀里的段子一样：”刘备率军20余万攻打襄阳。人问，你爷爷是刘备吗？答，不是。问，那20余万里面有你爷爷吗？答，也没有。别着急，往下看，有10万百姓流离失所。”
你，就是那个流离失所的芸芸众生。
只有读懂历史，才会知道战争的残酷，不轻易被民族主义裹挟；也才会知道如今的世界格局、政治市场格局谁是历史书写者；谁被掠夺了机会成本，谁又享受了资本的原始积累；历史能让我们不会“理所当然”。
从小的一方面说，以许倬云谈到的四川为例，他说，抗战八年，我们得感激四川人，四川人空出房子给我们住，四川人送孩子上前线，力保全国。再看前些日子四川全省大规模停电事件，四川省今年遭遇了60年来罕见的高温干旱灾害，直接导致全省水电发电能力下降50%以上。而四川是“西电东送”的重要输出端，在自身电力不足的情况下，还要保证华东、西北、华北、华中和重庆的输电工作。
从以前到现在，总有人一直是历史的“牺牲者”。所以才更需要当局者用政策倾斜提高这种历史的不公平性，也需要共建社会的我们用一种正确、发展的历史观去看待当下的问题。
历史观就是价值观，从许倬云的历史研究角度看，没有永远的主变因素。马克思主义锁定了生产力作为生产工具，锁定生产做主变力，韦伯的主义精神锁定了意识形态作主变力。“我认为没有一定的主变力，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主变力。有一个主变力，旁边的应变力去平衡它。”
不唯上，不唯书，只唯实。
知识分子和家国情怀
虽然许倬云对国家和民族持很谨慎的态度，他说“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。一个群体的归属，应是自己的选择。”但从自述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反民族主义的强烈爱国之情。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受了百年屈辱。太平天国是代表基层要以西方的方式来革中国命，许倬云认为，“但是这个‘西方’是非常虚假的，实际上是一个旧的帮会。”所以当时以至于后来的知识分子，都怀着一种要为“中国找一条出路”的想法。
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，再到社会主义，实际都是这群知识分子在启蒙中不断的尝试。在外来侵略威胁到中国的存亡之际，救亡运动压倒了思想启蒙。许倬云说，那时候的年轻人往延安跑，也是希望国家可以很快统一强大，“在我同时代、比我稍大的人，死心踏地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与社会主义，为什么？为了‘中国’这两个字，杨振宁就是这种心态。”
我有另一位很喜欢的作家，王小波，也是许倬云的学生。许倬云在自述中讲到，他对王小波说，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很美好的，要坚持下去，这路不走不行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公义和公平，但不能被人用国家机器、统治机器拿去。
这些爱国的豪言壮语和大格局的漂亮话，如果换一个人，我们也许能听得进去，但许倬云是这些历史的亲历者，并且做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担当，才会让我们格外生出敬意。就像之前大学的时候做抗战老兵口述史，爱国讲讲容易，但当一个身上有子弹印记、铁骨铮铮跨越战火记忆的老兵坚定地说出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的时候，那种被活历史的震击感，现在还记忆犹新。
现在，许倬云偶有在社会媒体上活跃，他依然关心这个国家，关心年轻人。从小残疾的他，高龄以后身体变得更加不便，但几次公开路面却总是目光灼灼。
他曾经说，伤残之人，要能够自己不败。不败不馁，生下来就如此，如果你长到十五岁才一棒槌被打倒，那就完了，起不来的。
“我从生下来知道自己是残缺，不去争，不去抢，往里走，安顿自己。”
